三天后。
两仪殿内，檀香袅袅。
殿中的气氛却因为朝廷要发放债券筹集钱粮而稍显凝重。
今日并非大朝，与会者皆是三省长官、六部首脑及几位核心的宰辅之臣，算是一次决定要务的小范围议政。
太子李承乾坐在御阶下左侧的特设座位上，背脊挺得笔直，右脚因足疾微微偏向一侧，双手拢在袖中。
他的目光低垂，思绪纷飞。
就在昨日，经由中书省起草，门下省审核，皇帝最终用印，一份加盖着朝廷大印，宣告发行五十万贯“贞观裕国券”的敕令，即将颁布。
速度之快，效率之高，与往日审议重大国策时的反复斟酌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这五十万贯“官债”，名义上是为了充实国库，以备边防、水利等不时之需。
票面印制虽也讲究，但无论是用纸的厚实、雕版的精细、防伪的复杂程度，都远逊于东宫之前为西州和山东事发行的债券。
然而，它背后站着的是整个大唐朝廷，是皇帝李世民的权威，其信用背书，在这些朝廷大臣看来，远比东宫更为厚重。
可李承乾感觉到隐隐的不安。
他担忧的并不是因为这债券会给东宫发行的债券形成压力。
他听过李逸尘深度分析过债券的使用方式。
知道这东西泛滥会非常危险。
他曾连夜草就奏疏，恳切陈词，以市面债券流通现状、民间蓄财有限作为说明，痛陈朝廷骤然发行如此巨量债券，恐超出吸纳之能，一旦信用有瑕，或偿付出现预期困难，必将引发灾难。
到时朝廷威信受损，会达到无法挽回的局面。
他的奏疏清晨便已送入两仪殿，但此刻，他坐在殿中，却感受不到一点其奏疏被重视的迹象。
父皇的脸上看不出喜怒，而几位重臣……他眼角余光扫过面无表情的长孙无忌，闭目养神的房玄龄，还有眼神中带着一丝不以为然的某些官员，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浓。
“众卿，”李世民终于开口，打破了殿内的沉寂，声音平稳无波。
“贞观裕国券即将发行天下。此番发行，意在缓国库一时之急，亦是为后续边备、工事预作绸缪。诸卿可有未尽之言，或施行之细则，可在此一并议定。”
话音刚落，民部尚书唐俭便率先出列，他掌管国家财政，对此事最为热心。
他躬身道：“陛下圣明。去岁用兵薛延陀，虽大获全胜，然军费耗损颇巨。今岁各地上报需修缮之水利、官道不下数十处，皆需钱粮。发行裕国券，实为开源良策，可解燃眉之急。臣已督责民部，加紧印制，不日便可于两京及诸道州府同步发行，定能迅速募集所需。”
他语气中带着几分如释重负的轻松，仿佛那五十万贯钱已唾手可得。
李承乾的眉头狠狠一跳，他忍不住抬起头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干涩。
“唐尚书，五十万贯并非小数目。东宫前番发行债券，虽亦得民间响应，然其数远不及此，且有其特定用途。”
“如今朝廷骤然发行如此巨量，用途又较为宽泛，民间蓄财有数，恐……恐难以尽数吸纳，若生滞涩，反为不美。”
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客观冷静。
唐俭还未回答，一旁的中书侍郎岑文本却轻笑一声，出列道：“太子殿下多虑了。东宫债券能行，乃因殿下信用卓著，筹划得宜。然我大唐朝廷，陛下君临天下，威加海内，四海升平，万民归心。”
“朝廷之信用，莫说五十万贯，便是百万贯，以陛下之天威，天下富民商贾，亦当踊跃输诚，岂有滞涩之理？”
这话说得冠冕堂皇。
更隐隐将购买债券拔高到对皇帝、对朝廷“输诚”的政治高度。
李承乾心中一沉，他知道岑文本素与魏王李泰亲近，此言看似推崇朝廷，实则是在不动声色地打压东宫此前债券成功的意义。
并将他的担忧曲解为对朝廷信用的质疑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压下胸中翻涌的情绪，目光转向御座上的李世民。
“父皇，儿臣并非质疑朝廷信用。然债券之事，自有其规律。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。市面流通之资财总量有限，骤然投入过多债券，如同往池塘中过量注水，恐引发水漫堤岸之患。”
“儿臣是担心，若债券价格波动，或兑付时稍有拖延，损伤的乃是朝廷颜面和天下百姓对朝廷的信任。”
他试图用更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其中的风险。
这时，一直沉默的长孙无忌缓缓开口了，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沉稳。
“太子殿下体恤民情，顾虑周全，臣等欣慰。”
他先肯定了一句，随即话锋一转。
“然殿下或许过于谨慎了。我大唐贞观以来，风调雨顺，仓廪渐丰，民间殷实者众。”
“前番东宫债券流通市面，颇受追捧，甚至溢价交易，足见民间资金充裕，渴求稳妥之增值门路。”
“朝廷此番发行裕国券，年息定得合理，偿还期限明确，更有大唐国运作为担保，依老臣看，非但不会滞涩，恐怕还会供不应求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李承乾略显苍白的脸，继续道：“至于殿下所忧价格波动、兑付延迟之事……”
“陛下乃千古明君，朝廷亦非前隋昏聩之政，岂会自毁长城？”
“届时国库收入，自然优先保障债券兑付，此节无需过虑。”
“当下之急，乃是尽快募集钱粮，巩固边防，兴修水利，此方是社稷根本。若因噎废食，徒耗时机，反为不智。”
长孙无忌的话，让李承乾的担忧变成了杞人忧天。
他搬出了“国运担保”，指出了“民间资金充裕”的“事实”，更将李承乾的担忧定性为“过于谨慎”甚至“因噎废食”。
这番言论，既迎合了皇帝急于解决财政问题的心态，也符合大多数朝臣认为朝廷权威至高无上的认知。
李承乾感到一阵无力。
他知道，舅父这番话，几乎代表了在场绝大多数重臣的想法。
他们看到了东宫债券的成功，只看到了其敛财之便，却未能，或不愿去深究其下隐藏的经济规律和风险。
在他们看来，凭借朝廷的无上权威，足以碾压一切潜在问题。
房玄龄此时也睁开眼，缓缓补充道：“辅机所言甚是。太子殿下之虑，可记为日后施行中需谨慎防范之处。”
“然当前国事所需，发行裕国券确为可行之策。老夫以为，可先按此数额发行，若果真如殿下所忧，出现吸纳不及之状，再行调整亦不为迟。”
房玄龄的话更像是一种折中和安抚，看似采纳了太子的部分意见，实则还是支持了立即发行的主张。
李承乾显得无奈，李逸尘说过信用的崩塌，往往只在瞬息之间，岂是事后可以轻易“调整”的？
李承乾看着满殿几乎一边倒的赞同之声，看着御座上沉默不语，显然已被说服的父皇，他知道，自己那份奏疏，以及此刻的力争，都已是徒劳。
他还能说什么？
难道要指着这些重臣的鼻子，说他们不懂信用，不识风险？
难道要强硬地坚持己见，被扣上“阻碍国策”、“不顾大局”的帽子？
他缓缓低下头，不再争辩。
因为他知道，再多的言语，在此刻都已苍白无力。
李世民看着儿子最终低下头，那倔强身影中透出的落寞，他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极淡的复杂情绪，但旋即被决断所取代。
他朗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‘贞观裕国券’便按照原定方案发行。中书、门下、民部需通力协作，确保此事顺利。”
“臣等遵旨！”众臣齐声应道。
李承乾随着众臣默默退出两仪殿。
阳光照在身上，他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，反而有一股寒意从心底蔓延开来。
他脚步有些踉跄地走在宫道之上，脑海中反复回响着方才殿中的对话。
“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五十万贯，却看不到其后可能引发的滔天巨浪！”
“东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用……民间刚刚对债券产生的信任……都要被这五十万贯冲垮了！”
他仿佛已经看到，当大量的朝廷债券涌入市面，供过于求，价格开始下跌，人们恐慌性抛售，连带东宫债券也受到牵连，价值缩水……
那些因为信任东宫，将家财投入债券的商贾富民，将会遭受何等损失？
届时，民怨沸腾，矛头会指向谁？
发行债券的朝廷和东宫，都将成为众矢之的！
而这一切，本可以避免！
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和愤怒交织在他胸中。
他空有太子的名分，空有看清危机的眼光，却无法阻止这辆正朝着悬崖狂奔的马车。
他抬起头，望向东宫的方向，眼神中充满了焦虑。
他必须立刻见到李逸尘！
现在，或许只有李逸尘，才能理解他内心的惊涛骇浪，才能为他剖析这危局，才能告诉他，在这即将到来的风暴中，东宫该如何自处！
他加快了脚步，不顾右脚踝传来的阵阵刺痛，朝着东宫显德殿的方向疾行而去。
与此同时，两仪殿内，李世民并未立刻离开。
他独自坐在御座上，手指轻轻摩挲着那份李承乾呈上的、满是忧虑的奏疏。
“水满则溢，月盈则亏……”
他低声重复着儿子奏疏中的话，深邃的目光投向殿外晴朗的天空。
他并非完全不懂李承乾的担忧。
作为帝王，他深知物极必反的道理。
但眼下，国库的空虚，边防的压力，各地亟待兴修的工程，都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。
东宫债券的成功，像是一把钥匙，为他打开了一扇快速筹集资金的大门。
在巨大的现实需求面前，那潜在的风险，似乎值得一冒。
更何况，正如长孙无忌等人所言，以大唐朝廷之威，难道还镇不住这区区债券？
“高明……你还是太过年轻，太过理想化了。”
李世民轻轻叹了口气，将奏疏合上，放在御案一角。
“有些险，是不得不冒的。但愿……你的担忧，只是担忧。”
话虽如此，一丝极其细微的不安，还是如同水底的暗流，在他心底悄然划过。
只是这丝不安，很快就被帝王的自信和对现实的权衡压制了下去。
朝廷的巨轮，已经按照既定方向，开启了新的航程。
而前方是风平浪静，还是暗礁密布，此刻，无人能知。
东宫，显德殿。
他没有立刻召见李逸尘，而是独自跛行至书案后坐下进行一次复盘。
他首先想到的是“博弈”。
今日两仪殿中，父皇、舅父、房相、唐俭、岑文本……每一个人都是一方棋手。
父皇要的是快速解决国库空虚，维持边备与工程，这是他的核心利益。
舅父等人，或为迎合圣意，或为维护朝廷权威，或本就对东宫心存忌惮，他们的选择自然是支持发行。
而他自己，看到了潜在风险，却因势单力孤，无法改变局面。
在这场博弈中，他的“不合作”或“反对”策略，在对方联合的“支持”策略面前，显得无力。
接着是“信用”。
李逸尘反复强调，信用如同白纸，一旦玷污，再难复原。
东宫之前苦心经营的债券用雪花盐隐性担保、允许流通等方式，才让债券在民间建立了信任，甚至产生了溢价。
这信用的建立，何其艰难！
而朝廷，拥有更大的权威，本应更珍惜这份信用。
可如今，他们只看到了信用的“借贷”功能，看到了能快速换来钱粮的便利，却忽视了信用的“承载”极限。
东宫的债券和朝廷的债券，看似不同，但在民间看来，都是“官家”的凭证。
一旦朝廷债券因量过大或使用不当出现问题，必然牵连东宫债券。
这就是信用的连带风险。
他李承乾担忧的，正是这种信用的系统性崩塌。
然后是“权衡”。
朝廷只权衡了“得到五十万贯”的即时利益与“可能存在的风险”之间的轻重，并认为利益远大于风险。
但他们没有仔细权衡，或者说选择性地忽略了“风险一旦发生”的代价有多大。
那将是朝廷威信扫地，是民间财富蒸发，甚至可能引发民怨。
这个潜在的“隐形成本”，高到无法估量。
而他们为了眼前的收益，甘愿冒此奇险。
这违背了李逸尘说过的“边际效用”和“机会成本”原理——当投入超过承受的临界点，新增的投入带来的不是正效用，而是负效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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